回首往事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岁月的风雨会模糊很多的记忆。对于48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郝富霞来说，尽管18岁进入成人时的记忆还仅仅是贫困，但其后三十年，却无论如何要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加以梳理。“改革开放改变了9亿农民的命运，我们农民发自内心感谢‘三十年’！”

　　    1978年夏天，郝富霞高考落榜，返回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和镇东夏村务农。地是生产队的，家里兄弟姐妹七人，生活拮据，缺钱、缺粮。

　　    嫁人吧！郝富霞渴望改变，但那是更加赤裸裸的物资匮乏：32斤高粱米，一小瓶豆油和婆婆用小手绢包着的一把咸盐。

　　    对新生活的冲动就像一股巨大的潜流在整个中华大地涌动。千里之外，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这年底秘密签下一份合同，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然后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向国家和集体交纳税赋。

　　    这一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举，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郝富霞所在的吉林省梅河口市东夏村，吹进了更广阔的乡间田野，使更多的农民开始了新生活。

　　    1982年，郝富霞与丈夫贷款3000元，在责任田上率先栽种了药材人参、贝母、黄芪和黑豆果。由于不懂技术，夫妻俩赔了精光，还影响了一年的作物收成。

　　    “虽然政策放宽了，当时很多人都还束手束脚，奚落我们‘不本分，想发财’。”郝富霞回忆当年笑着说。

　　    就在一部分人仍然畏首畏尾的时候，郝富霞从失败中站了起来，与当地外贸局签订圆葱出口协议，通过科学种植赚回了她的第一笔净利润1700元。

　　    那是1983年，当时电视台正播放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郝富霞的家里“顺理成章”添置了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

　　    推进改革并不容易。1982年到1986年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承诺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变农业税由实物税为现金税，反复肯定农村改革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等到大多数农民都看清形势搞改革的时候，郝富霞，这个在改革中尝到甜头的人，又做了一件在别人眼里颇具风险的事情：她和丈夫从山城镇驻军手里承包了210亩地，办起了家庭农场，尝试宽行稀植高产技术种水稻。

　　    这是1986年，郝富霞当年就毫无疑问地加入了80年代令人羡慕的“万元户”行列。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人”，主要靠的是胆量和勤劳。

　　    “在改革开放初期，靠胆量和勤劳来把握机会是可以的。但是越往前走，越要向科学知识要效益。”如今，郝富霞拥有的家庭农场占地1000多亩，带动5000多农户通过“订单农业”搞绿色有机水稻深加工。农民每亩多收600元-1200元，增加一倍还多。

　　    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这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出的第5个加强“三农”的“一号”文件。

　　    郝富霞说，国家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和农业改革要向前推进就需要关注新的形势，解决新的问题，比如农村金融、农田水利的建设、农村教育和对耕地的集约化利用问题。

　　    已经连续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郝富霞说：“越来越多农民过上富裕生活都源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源自三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现在农民日子过得好些了，收入来源广泛了。但是在提高农业产量和科技兴农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决不能小富即安，要勇于思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