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了一些未预期到的内外部因素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和公众对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争论和议论。为此,笔者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向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经济运行是否到了“拐点”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2%,经济增长逐季走低。分三次产业来看,产业增加值虽然是增长的,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是回落的,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5%,回落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11.3%,回落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10.5%,回落1.6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扛大头”的工业生产的增速也在减缓,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比去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4%,二季度增长15.9%,近2个月也是逐月走低。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9%,比去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使一些人认为,宏观经济已进入“拐点”,由向上运行转为向下运行。
这种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现在说我国经济已进入下行的转折点还为时过早;宏观经济走势整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理由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确定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左右。在2006年和2007年GDP增长率连续2年超过11%的背景下,政府有意识地降低增长速度,这是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抑制经济过热,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从综合资源、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状况以及近10年来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在8%-10%之间,增长率过高易造成经济过热和粗放式增长,过低又会导致资源利用和就业的不足。根据目前的情况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还将超过8%达到9%左右。这个增长率是符合经济承载能力的,是适度的。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未发生大的改变。1、固定资产投资稳定较快增长,没有出现下滑。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这说明市场情况较好,投资者预期乐观。尤其是投资结构正朝着政府预定的目标改变:与去年同期相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城镇,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投资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城乡协调发展。2、城乡消费增长较快。今年前7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7%,比去年同期加快约7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增长23.0%,7月份增长23.3%,呈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消费增长的增幅创下1996年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结合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支出持续低迷的情况来看,今年前7个月消费不断走高应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一个积极信号。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主要依靠消费增长比主要依靠投资或净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更坚实。3、净出口虽有减少,但影响不大。今年前7个月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9.6%,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出口和净出口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波动、人民币升值和出口产品成本上升等原因造成的。对于主要依靠内需来推动增长的我国经济来说,净出口一定幅度的减少不会改变宏观经济的走势,而且有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造成的物价过快上升的压力。
——还有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首先,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虽对经济的总供给造成负向冲击,毁坏了相当多的国民财富,但灾后重建需要大规模投资,会成倍增加GDP。其次,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会明显扩大消费支出和市场需求;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第三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还会进一步高于第二季度。最后,8月6日国务院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对于促进“长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脉,其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国经济的总体走势。
当然也应看到,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些“拖腿”因素。一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如去年,像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度、越南、泰国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二是工资、利率和原材料价格不断提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三是人民币升值、国际石油价格和一些原材料(如铁矿石)价格上升过快导致许多外向型企业成本上升过快,出口困难。四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宏微观调控来加以化解。
物价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轮物价过快上涨始于去年3月,今年4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达到最高值8.5%,此后逐月回落,7月份下降到6.3%,去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防通胀”措施开始见效。但对物价走势还不能过于乐观,“防通胀”还不能掉以轻心。一是因为CPI涨幅现在还偏高,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类价格指数的涨幅还在15%以上;二是因为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几乎成了国际性现象,不少国家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三是因为推动我国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未得到有效控制。
此轮物价上涨从CPI构成来说是结构性上涨而非普涨,构成CPI的8大类商品价格水平呈现“2升3降3稳”:食品类和住居类价格上涨过快,衣着类、交通通信类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类价格水平下降,其他三类价格水平是稳定的(涨幅低于或略高于3%)。原因在于此轮物价上涨是“混合型”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因素;既有一些商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也有国际性通货膨胀输入的影响;还有一些结构性原因导致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镇,西部物价涨幅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东部。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成本推进:首先,饲料、化肥、油电价格和劳动报酬上升直接提高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产成本,加上蓝耳病和禽流感造成供给量减少,从而率先引发粮油和猪肉涨价。其次,2006年虽然CPI只上升了1.5%,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已上涨了6.0%,原材料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已上涨了6.6%。最后,2004-2006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超过11%,集体单位的劳动报酬2006年也增长8.5%,农民工工资也有相应增长。这些价格上涨推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经过一个滞后期反映在了CPI过快上涨上。根据笔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CPI变化与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化高度或显著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889;用1993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CPI变化对PPI变化的敏感(反应)系数为0.885。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都是成本推进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