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北京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是主火炬被点燃后的焰火表演。新华社记者廖宇杰摄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６日电（记者任珂）残奥会期间，经营着一家残疾人工厂的程纪勇有了另一个身份——残奥会志愿者。每天，他自己摇着轮椅乘地铁１０号线，再转乘奥运专线，到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一个咨询亭上班，解答游人的各种问题。这一路上，他体会到了无障碍带来的便利。
“现在太方便了，以前根本难以想象。”６１岁的程纪勇说。由于小儿麻痹症，程纪勇只能依靠轮椅出门。“要知道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上一步很矮的台阶，好比翻一座大山那么难。”９月６日到１７日在北京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残疾人的能力，而残疾人也体会到了走进社会的欣喜。
根据程纪勇的亲身体会，无障碍设施的完善，也只是近三年来的事情。为了办好这届残奥会，北京市近年来投资了超过６亿元进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越来越多有阶梯的地方修建了坡道。地铁线路安装了轮椅车和电梯，公共卫生间安装了残疾人专用厕位，人行道基本上都铺设了导盲道。以前残疾人不敢奢望的一些名胜古迹，在经过无障碍改造后，残疾人也能体验到“登上长城当好汉”的滋味。
全中国共有８３００多万残疾人。长久以来，这个庞大的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由于硬件设施的不便利，他们很少在外活动，更不要说出远门。
李红１６岁遭遇车祸导致截瘫，现在只能依靠轮椅行动。据她回忆，在二十年前，大街上很少看到残疾人的身影。现在的北京，不管是在繁华的商业街，还是在各个公园，坐着轮椅的残疾人随处可见。
“要让我们残疾人融入社会，硬件设施很重要。”４６岁的李红说，“以前完全是恶性循环，我们去哪里都不方便，因此就更不想出去。”现在，李红经常一个人去市场买菜，逛大商场甚至看电影。
改变的远远不只是硬件设施。多年前，残疾人在社会里常常被称作“残废人”，甚至还有“残废军人证”。而如今，“残废”早就被视为歧视性词语被丢弃不用。称呼的变化，象征着文明的进步。
残奥会的举办，让全社会重新认识了残疾人。电视上和报纸上铺天盖地地讲述着每个残疾人运动员背后催人奋进的故事。当残疾人短跑运动员跑出比绝大多数健全人都要快的速度时，很多人感慨，健全人和残疾人平等分享着生命的力量和创造力。
现在，李红在外面很少遇到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帮助她的人越来越多。一次，李红摇着轮椅吃力地在上一个坡。一辆出租车相向开过，在李红后面停下来。司机下了车，帮李红推上坡才离去。由于转身不便，李红连司机的长相和车牌号都没看清楚。
“其实残疾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全国残疾人联合会研究室主任陈希民说，“修建这些无障碍设施，只是为他们参与社会多创造一些条件，而不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照顾。”陈希民说，如今，残疾人事业更多地被看成是社会的一种责任，而不是慈善活动。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中国有能力帮助这些曾经被忽视的群体。但陈希民说，正如历史进程总是由一些重大事件推动的，北京残奥会的举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残疾人事业。
２００８年，有关中国残疾人的三件大事相继发生。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中央下发的第一个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强调要着力解决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同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修订之后的《残疾人保障法》，对建设无障碍社会做出了明确规定。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国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做出了国际承诺。
“客观上，正是由于残奥会的推动，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程度空前，”陈希民说。
残奥会也推动了残疾人就业。如今北京市共有１４００个温馨家园，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惠及残疾人４．５万人，仅在２００８年就新建了１５０个。
“现在残疾工人的流动性很大，跳槽的不少。”经营着一家印刷厂、同样由于小儿麻痹症残疾的舒广琪说。舒广琪一直想招几个残疾人来工厂上班，但发现现在只要能出门的基本上都有工作，不好招人了。
硬件设施在变，社会态度在变，而残疾人的心态也由于残奥会的感染逐渐改变。李红每周都要打乒乓球。最近她发现来打球的残疾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往往只有她和她的三个球友一起活动，而现在残联的四张球桌都不够用了。
“很多残疾人都是受到残奥会的感染而参加体育锻炼的。”李红说，“有些残疾人看了轮椅乒乓球后，认为他们自己也能打得那么好。”
“开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康复治疗，、强身健体，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碍，三是融入社会，四是影响和改变社会。”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说。
如今，由于经常外出运动接触社会，李红变得很健谈，常常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其他残疾人如何变得开朗。她也很注重仪表和着装，她说要展示残疾人的风采。
陈希民认为，北京举办这次残奥会，还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例如在筹备残奥会期间大规模、高质量的修建无障碍设施。此外，百万志愿者服务残奥会，其中大多是在校大学生，起到了教育作用。这对塑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残疾人的社会大有帮助。
“如果能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把这些经验固定下来，形成机制，相信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会更好。”陈希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