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同时还对贺海波的指导者进行了问责。他所在的研究室主任吴理茂副教授正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日前被要求从美国返回，浙大撤销了他原先的职务并予以解聘。同时，学校也不再续聘贺海波的合作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

　　这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对类似论文造假行为惩罚最严厉的一次。此前对这样的学术不道德行为，学术机构大多限于内部的处理。

　　“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说。

　　在被中国人称为“打假日”的3月15日，中国教育部还专门就“加强学风建设、规范学术行为”召开了座谈会，邀请多位高校校长和教育专家提出建议和意见。周济进行了上述表态。

　　据了解，中国教育部正逐步将学术道德建设纳入高校课程，并将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

　　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说：“造假事件给学校声誉带来严重影响，也警示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学术道德建设。”

　　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成为中国考核评价学术成果的主要标准。这一标准在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广泛推行后，改变了此前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被视为大胆改革之举。

　　同时，中国学术界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在单纯追求数量的指挥棒下，不少机构将发表SCI论文变成衡量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高额的物质奖励使科学探索变成了“机械化应试”。不良学术行为时有发生，影响恶劣，直接损害到中国的学术声誉。学术界担忧，国际期刊编辑将对发表来自中国的论文慎之又慎。

　　“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我个人认为科技评价体制的导向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主要原因。”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说。

　　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学术界，一些学术机构的领导者和研究经费管理部门官员，在分配研究资源和经费时，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而揭露这一现象的努力遭到压制，是导致学术剽窃现象持续存在的体制原因。

　　由于这些丑闻可能给相关团体和人士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许多被曝出造假的科研机构往往持“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对公众与媒体的质询多有推诿和隐瞒。不仅直接导致学术反腐落实不力，也动摇了公众对学术诚信的信心。

　　目前在中国的学术打假中，以“新语丝”网站为代表的民间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揭露的多起学术造假行为牵涉了中国所有的一流名校。

　　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人士认为，由于中国缺乏权威的第三方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认定，民间力量“独大”也可能带来另一个后果，曝假行为处于无序状态。

　　面对猖獗的学术腐败现象，中国教育的管理者意识到，借鉴国外经验，公开、透明地管理学术造假，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才能让人信服。

　　据了解，中国不少高校已开始构建学风监控和防范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制定学校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加强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教育等。

　　此外，一些高校还探索创新之举。如北京大学完善了学位论文失范责任追究导师责任制度，并计划分学科设立学术规范课程，针对案例加强宣传教育。浙江大学则向所有研究生导师明确提出“五不准”的学术规范原则，即不准代通讯作者投稿，不准擅入通讯作者的期刊账户和电邮，不准设立公共投稿账户，不准代签版权转让页，不准泄露投稿联络信息。同时实施博士后人员与合作导师签署诚信公约的制度。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中国要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工作体系，通过提高道德自律，加强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力量，使学者“不愿”、“不能”、“不敢”违背学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