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四川省乐山市纪委、监察局制定下发了严禁机关干部“八小时以外过度消遣娱乐”的通知。为何出此规定？按照乐山市纪委书记赵田的说法，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常常因为头天晚上过度消遣影响了第二天的正常工作。

　　    “过度娱乐”是存在的，然而，“过度娱乐”的说法只是民间定义，就一项制度而言，最重要的是文本的规范性及界定的明确性。“过度娱乐”上升到规定层面，必须要明确范围及具体保证措施。对于如何界定，赵田表示，没有严格的硬性标准。既然没有硬性标准，那么又如何作出准确判断呢？又如何“严肃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呢？这里，对“过度娱乐”的禁令，很显然已经违背了制度应有的严肃性。

　　    而且，公权力是有一定界限的，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休息时间，即使干部也有自己的自由支配权，公权之手不应该随便乱插。还有一个问题是，乐山市对“过度娱乐”的禁止，摆明了是把所有干部的娱乐行为都当成了“假想敌”。按照赵田所说，“有的人深夜12点后都还在公众场合喝‘夜啤酒’吃宵夜，或者在茶楼与朋友打牌聊天”，“以至于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这里，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偶尔一次的深夜娱乐，未必就会影响第二天工作。即使说影响，那也是事后问责的问题，这种先入为主、抢先问责的思想要不得。

　　    其实，对“过度娱乐”完全不必“过度解读”。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不“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那么就很简单，就从第二天的工作入手，在这里作重点阐述。按照这样的思路，公权完全可以出台一系列规定，构筑完整的工作体系，确保干部“八小时以内”不懈怠、能尽力，倘若出现懈怠现象，则按照公务员法及相关制度施以严惩。

　　    事实早就证明，抓“八小时以外”不如抓“八小时以内”。这是因为，“八小时以内”才应该是公权着力之处，真的抓好“八小时以内”了，干部也自然会审慎对待“八小时以外”。他为了第二天“八小时以内”能保持充沛精力，自然时刻会给自己敲响警钟，到了深夜，你让他再喝酒宵夜，他也要放杯回家；你要他打牌聊天，他要起立走路。这里，又何必来个“八小时以外过度消遣娱乐”？既起不到实际效果，又落个公权乱伸手的恶名。

　　    出台任何一项举措，都应该事先弄清，目的是什么，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可选择。那种局限在“过度娱乐”上做文章，甚至对“过度娱乐”作“过度解读”的做法，总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乔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