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末某经济论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如此评价“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产能过剩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跟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绝对没有关系。

　　对中国来说，产能过剩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否则也不用长年累月地指望外需，翻翻历年的文件，至少2004年起就已能频频看到“结构调整”之类词语，因此说“4万亿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肯定是不讲道理。不过，不是“病根儿”不意味着“没有关系”，实际上，包括4万亿投资在内的“救急”政策，恰恰是通货膨胀预期强烈、国有经济急速扩张、产能过剩加剧的原因——刺激药方固然管用，但毒副作用就在这里。

　　从理论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不景气，原本是淘汰落后产能的好时机，但咱们并没有看到“自生自灭”，倒看到了“变本加厉”。一方面，借信贷投放的东风(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8.67万亿，同比增长149%)，各地政府进入争夺大项目、炮制大政绩的高潮期，另一方面，基础建设投资这种“政府制造的需求”给钢铁、水泥等老牌过剩产业打了一针扩张的强心剂。  

　　只要银行敢贷款，就有人敢投资、敢挣快钱，一些原本调了些下去的产能迅速弹了回去，结果是又要搞行政性并购重组来解决过剩问题——但鉴于央企利润80%以上来自石化、电信、煤炭等不到10家的垄断企业，其他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的现实，咱们很难说心急火燎的并购重组有没有效率，或者能不能创造效益。

　　固然，如姚景源所言，“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需求旺盛，需求过剩导致中国不断增加产能”，但类似美国那样寅吃卯粮的消费本来就不可能持续，现在，就算人民币顶住了巨大的国际压力维持汇率稳定，主要贸易对象也会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比如制造贸易摩擦的方式变相提高中国制造的出口成本，中国还是得回头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得解决“钢筋水泥占GDP70%，消费只占GDP30%”的问题。

　　更何况到了这个时候，否定产能过剩跟4万亿投资有关系，其实也有悖于调整的实际。当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下一步要通过信贷、土地、环保、证券、监察、项目审核等管理部门多方配合，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之后，第一个传出的消息就是“证监会将配合发改委调结构，企业融资权收紧”，这意味着那些被国务院点过名的产能过剩行业，今后融资要同时通过证监会跟国家发改委两道门槛才行——先从“钱”方面收紧，难道不是为了解决钱放出去太多了造成的问题？(毛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