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部刑法典，仅在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百零一条等极少数条文中出现了构成犯罪的具体数额规定，如“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这是1997年刑法修改时的一处“败笔”。理由如下:

　　第一，同一数额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三个要件之一，而体现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载体在一些犯罪中直接表现为犯罪数额。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同一数额在不同地区代表的社会意义就不同，如规定5000元为贪污罪、受贿罪的起点，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体现的社会危害程度大不相同。

　　第二，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人们的收入成倍增长，同时物价水平也在不断上涨，若再以十多年前的标准评判目前的行为不合时宜，也有失客观与公正。

　　第三，有损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稳定性是法律区别于政策的重要特征，法律一经出台就要保持相对稳定，为适应形势而频繁修改就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影响人们对法律的尊崇与信仰。

　　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刑法修改时，取消条文中的具体犯罪数额规定，而改为通用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而“较大”、“巨大”则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一范围，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范围中确定适用本地的数额，然后报最高司法部门备案。“两高”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可以适时修改数额规定，而刑法条文保持不变，以兼顾法律的稳定性与个案正义。(郝书雷　陈秋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