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变法应理念为先

　　崇文和顺义的城管改革，能否化解城管的积弊，仍尚待观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虽然支持“崇文模式”，但他也提出，执法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应设法保障流动摊贩等被执法对象的生活。这就需要城市管理从“联席执法”向“联席服务”进行转变。比如，“联席执法”中的工商人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为摊贩寻找生活出路。

　　至于“顺义模式”，一些城管大队队长学习后摇着头说“没有可操作性”。现实情况是，有些城管分队与街道关系密切，人、财、物均由街道管理，作为街道下属的一个部门，怎么可能去监督自己的“衣食父母”？  

　　各区县大队管理体制不同，很难说哪种模式能被推广。熊文钊认为，城管改革应以理念为先，变革城市管理思维。如果仅仅是部门变了，执法权变了，但“行政高压”的思维不变，对现状将毫无裨益。因此，应当把城市看做一个整体，理顺体制，统筹运作。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则表示，寓管理于服务等新理念，应是城管改革的方向，今后“执法型城管”必须向“服务型城管”转变。为了厘清城管行政权的边界——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以应松年为首的专家正在酝酿设计一部《城市管理法》。

　　问：有人质疑城管执法的合法性，您怎么看？

　　答：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来自《行政处罚法》。当年立法时，全国人大调研后，在《行政处罚法》中特地加上了第16条，肯定了“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尝试。《行政处罚法》就是这支队伍成立的法律依据，从法理上来说，《行政处罚法》是基本法，全国人大已经授权的非常清楚了，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毋庸置疑。

　　问：制定《行政处罚法》时，您就是参与者，现在您怎么看城管的困境？

　　答：城管只是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应该放在大环境中去研究，而不能就城管说城管。去年奥运会给我们的经验是：城市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靠各部门的合力才能管好。

　　城管碰到的很多矛盾其实是政策不协调在执法中的反应。比如，没给小商小贩一个合理安排，这是城市政策问题，不是城管能解决的。解决城市管理困境，关键是各个部门相配合，疏通上游和下游，单靠末端执法，罚不出个好秩序。

　　问：崇文和顺义模式怎么样？

　　答：崇文和顺义的尝试，都加强了综合协调。在现行体系下，必须有个第三方，就像奥运时候的“08办”，在各个部门之上综合协调，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

　　崇文把执法力量在街道层面整合后，城管和其他部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配合机制。顺义的“大监察”也体现了综合管理的思路，方向是对的。

　　问：北京为什么不能由警察来负责城管这摊事？

　　答：1995年时，北京曾试行过巡警制，但没走下去。巡警制进行不下去，一是警察有法定的职能，是武装的行政力量，不能事事都把警察推到矛盾的前台。另外，那时部门职能没切分，大家都管，就会互相推诿。

　　问：我国是否需要一部《城市管理法》？

　　答：规划部门有《规划法》，水务部门有《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城管法》。为部门立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今后法律将越来越综合，立法者只考虑怎么管理某方面的问题，不会为某个部门立法。现在没有一部专门的《城管法》，将来可能也不会有。

　　问：您认为应该如何规范城管这支队伍？

　　答：我给国务院法制办提过几点建议：希望他们能很好地总结“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做法，希望国务院以一定的形式来肯定这种体制和模式，从全国层面能给城管指定一个管理部门，有一个部门去操心这个群体的事，有个人管，比各地自行其是强。试行12年，城管也到了这个时候了。(记者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