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应覆盖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无雇主的灵活就业人员(3-5年内实现省级统筹，长期目标是全国统筹)。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应覆盖全体农村居民，中期目标是市(地)级统筹。

　　其次，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另外，失业保险应覆盖全部雇员(公务员除外)并实行市(地)级统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应覆盖企业、机关、事业等全部雇员，并实行市(地)级统筹。

　　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如果中国政府在2020年成功实现社保的“全覆盖”，那么新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运营和监管这笔全国民众安身立命的“保命钱”？

　　这也是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已经开始考虑的问题。9月24日，胡晓义在论坛上表示：“要适应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研究制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金投资运营的办法，实现保值增值。”

　　为了证明全覆盖时代社保资金运营监管的压力，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社保专家郑秉文预测了2020年可能发生的局面：

　　如果届时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8%，当年缴费收入为2.7万亿元，支出2万亿元，历年资金滚存结余为8.8万亿元；如果个人费率8%，单位费率12%，当年收入3.2万亿元，历年滚存余额为11.2万亿元；如果个人缴纳8%，单位缴纳16%，历年滚存余额将高达13.8万亿元。即使以最保守的第一种情况计算，到2030年，资金滚存结余为33万亿元，2040年达到86万亿元，到2070年，有望高达413万亿元。

　　“关于社保基金的管理，现在连个法规都没有，这是社保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何平说。

　　他所称的社保法即《社会保险法》，该法出台之后将是我国社保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

　　胡晓义表示，目前全国各项社会保险有1万多亿元的结余，但是投资渠道狭窄，管理的规范也有待加强。

　　监管机制的不完备，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社保部门参与社保资金管理者的规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人保部参与社保基金管理的工作人员才10个人左右，并且其中负责企业年金监管的基金监督司才2-3个工作人员。

　　在郑秉文看来，不管中国的社保管理体制如何设置，都必须符合若干标准，其中之一是根据“监管负荷”的国际惯例与标准来配备人员和编制。所谓“负荷监管”，是指监管机构官员人均与参保人数或资产数量之比。

　　根据郑秉文的计算，我国的监管负荷为每个官员人均管理625亿人民币即62亿欧元资产；按参保人数计算，我国是每个监管官员平均管理上千万参保人员。“我们的负荷监管相当于别人的上百倍乃至上千倍，显示我们社保部门负荷过重。”

　　国外的监管都远远低于我国，例如具有可比性的墨西哥“国家退休金储蓄监管委员会”170人，人均资产管理比例是3.2亿美元(2005年资产规模551亿美元)；按参保人数计算，具有可比性的阿根廷“退休和养老金管理总局”是183人，全国参保人数930万，人均管理5.1万人。

　　再以企业年金为例。我国人保部基金监督司负责企业年金监管的只有一个处室，工作人员为3个人左右，负责900亿元资金的监管和700万参保人员，“同时还要负责企业年金的全部政策法规的起草、金融提供商资格的考核审批等工作，对中央一级的监管来说，如此超负荷监管，堪称世界之最。”郑秉文表示。

　　而在国外，企业年金的监管负荷通常不会超过人均10亿欧元。美国企业年金的管理部门多达800多人。

　　郑秉文表示：“企业年金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

　　目前国际发展趋势是，监管机构越来越大，监管负荷越来越小。因此，郑秉文判断，根据我国2020年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发展规模，社保基金的监管官员应保持在200人以上，而企业年金的监管官员至少要达到230人。